图书盗版：到底有治没治

类似的新闻如果重复发生，也许就称不上是“新闻”了。正如《北京青年报》上北溟先生的评论，关于图书盗版的故事就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着，已谈不上有什么新闻价值：它们起先让人震惊并深恶痛绝之，继而发人深思，最后差不多就是司空见惯波澜不惊了——因为关于盗版和打击盗版的话题已经谈论了这么多思考了这么多，有关各方面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，但盗版现象并未完全根绝，有些地方甚至有更加猖獗之势。图书盗版，究竟有治没治？人们不禁要问。

1998年底1999年初的图书市场相当热闹。且不说书市、图书订货会如何红火，单说余秋雨先生的《山居笔记》，原不准备出而为了对付盗版又不得不出内地版，并在书前附“讨盗版檄”序，继而余先生又于元旦前后发表“告全国读者书”，文中对盗版现象极尽痛击之辞，甚至还迁怒于曾撰文批评其散文风格者，这个故事已足以让人拍案称奇了。奇中更有奇事：载有“讨盗版檄”的《山居笔记》同样被盗版，且“反盗版宣言赫然印在盗版本的卷首”；秋雨先生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《霜天话语》的消息披露后，又被人盗用书名“胡编”成集出版，逼得作家先生不得不将新作改名为《＊＊＊＊》（不便再透露书名之意，以防盗版）。

紧接着，香港卫视主持人吴小莉的香港版自传《圆人生的梦》的盗版本也抢在正版前横行全国。小莉将自传增补后，把内地版改名为《足音》，还在制作中，同名书又被大量盗印上市。小莉忿而斥之的新闻同时见诸报端，但早已引不起人们的好奇心。据最新消息，本月中旬刚刚结束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，为小莉出书惨遭盗版的华艺出版社无奈以《 ＊＊＊》为名为王朔新长篇小说征订——其中酸苦不难揣摩。其实，正版未见、盗版先行的事儿，又何起于1998年末，何止于这两三本书呢？

图书凡畅销者必有盗版，几乎已成定式。新闻出版署出版物市场“扫黄”“打非”办公室副主任张慧光女士向记者介绍说，辞书工具书、武侠小说、名人传记、教学辅导用书的盗版情况尤甚。

商务印书馆的《现代汉语辞典》、《新华字典》，三联书店的《金庸全集》、《蔡志忠漫画》系列，科学出版社的《金钥匙》丛书，布老虎出版公司的《情爱画廊》、《无雨之城》，文献出版社的《周恩来传》，赵忠祥的《岁月随想》、倪萍的《日子》、安顿的《绝对隐私》，《读者》、《知音》杂志，甚至包括《邓小平文选》……只要你能想起来的卖得好、读者多的书、刊，就一定有盗版本。

市场上畅销书盗版本和正版本的比例如何？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，但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下，一些业内人士做了个估计。

三联书店发行部主任王明春：1∶1左右，较保守；5∶1（如《金庸全集》），不夸张。

布老虎出版公司总经理安波舜：至少6∶1（如《情爱画廊》）。

张慧光女士：保守估计1∶1。

据一项不完全统计，近两年仅版权行政管理部门查处的侵权盗版案件即达3400余起，平均每天查处4．66起。那么别的部门查处的有多少？没查处到的有多少？没有统计，或者没法统计。

盗版书的制作工艺在不断提高。有些使用照相制版者已达几可乱真的地步，翻版盗印的速度也令人咋舌。有些非法出版商还善于钻法律的空子，据报载，五、六年前就有非法出版商出高价请法律顾问，逐字逐句琢磨法律中的条文。更为严重的是，非法出版和盗版盗印活动进一步向团伙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。

“本质上是经济利益的驱动。”张慧光女士一针见血地指出，“图书盗版可谓成本低、有暴利，如果风险又小，盗版者必然趋之若鹜。”

同时，近年来某些地方印刷企业，特别是小型印刷企业数量严重失控，个体印刷点数量急剧膨胀，大大超出出版社的出版能力。张慧光女士举例说，山西临汾的郭家庄有200多户人家，曾经几乎家家都有印刷机，专门非法印刷教材教参。在村子的附近还形成了一个批发市场，有2000－3000人的发行队伍。这个非法盗印窝点1996年终于被端掉了。对此，商务印书馆版权处一负责人也感触颇深，甚至认为印刷厂的恶性繁殖是盗版猖獗的根源所在。他分析说，全国目前只有565家出版社，而登记注册的印刷厂却多达18万家，未登记的则不计其数。这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导致了印刷能力的严重过剩，也就必然使盗版泛滥。

国家版权局副处长辛广伟认为，盗版泛滥不仅严重损害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，给读者带来了不便，而且造成了国家经济和税收的巨额损失，阻碍了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。

“我有时候觉得没有什么劲头。书只要一畅销就被盗版，正版书根本就无法与盗版书争市场。感觉上就像被人从后面捅了一刀。盗版如果治不住，早晚把中国出版毁了。”安波舜的话也许是负气之言，但显然也说出了一些出版者的心声。

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盗版横行，挤占了正版书的市场，无疑会严重打击著述者、出版者的积极性。试想，如果只须举手之劳就可以抢先摘到又红又大的苹果，那么有谁还会吃力不讨好地去种苹果树？不妨再打个比喻：盗版者是把手伸进读者、作家、出版社、国库“口袋”里的盗贼——损害的不只是金钱收入，还有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中应有的秩序，及人们对真善美的执着信念。

余秋雨先生的话虽然说得咬嘴，但也颇切中要害：“在世纪之交，中国文化如果不驱逐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，将从根本上失去原创力，在21世纪国际间诸种文化的对峙、对话中将处于弱势。……光说盗版，如果任其横行，正常的文化流通机制将快速破碎，更先进的体制在尚未建立之时就传染了病毒，中国文化的生态质量将会大幅度下降。……我们会面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真正严峻的时刻。”

同时，盗版图书多粗陋，常常错误百出，又常以工具书、教参教辅读物为盗印目标。其遗害如何，难以估量。

那么，盗版现象难道真的就像长在出版业身上的一块毒瘤，割也割不净；或如附骨之蛆，甩也甩不掉？

搞盗版的人甚多而打击盗版的专业人员太少。张慧光女士如是说。省里的“扫黄”办、出版局，市里的文化局都人手有限，跟铺天盖地的盗版相比力量极不平衡，可谓寡不敌众。

盗版图书有市场。盗版书由于不支付版税、稿费，偷税漏税等原因，价格便宜，很多读者又缺乏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。同时，畅销书往往不能及时占领市场。正规出版社市场信息反馈太慢，出版周期长，给盗版者可乘之机。正版书有多大的市场空缺，盗版书就能弥补多少。张慧光女士说。

多数出版社还缺乏自觉的意识和积极的行动。所有出版社都应拿出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参加打击盗版，使之成为出版社正常投入之一，而不能只是怨天尤人。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，科学出版社与“扫黄”办积极配合采取有效措施打击盗版后，销售额上升了50％。少部分出版社内部还有些人与不法书商勾结，从事盗版活动。张慧光女士说。

取证难。安波舜如是说。“我从1994年开始打盗版，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去取证；却往往买盗版书的订书条都拿到手了，没抓住人的手脖子，就算不上证据——有孤军奋战之感。”

民事索赔难。商务印书馆一负责人如是说。在河北省，在全国“扫黄”“打非”“一面旗帜”、省“扫黄”“打非”协调小组韩组长的大力支持下，该馆取得了部分索赔的成功。可是同样在河北省，蔚县、大厂回族自治县盗印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下达（据介绍这在全国尚属首例）已有半年，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迟迟执行不下去。

打击盗版难在哪儿？不只难在一处两处，也不只难在以上所列诸处。难在哪儿的问题搞清楚了，下面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——

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人都说，此非可一蹴而就之事，需要长期不懈地努力，需要有关部门、有关人员齐心合力来解决。所有的人也都说，《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的出台，为艰苦的扫黄打非战役提供了一件顺手的利器。

但无论什么样的利器，都需要人来把握好它。

记者从全国“扫黄”工作小组办公室了解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，1999年上半年扫黄打非集中行动，将清理整顿印刷业列为主要任务之一，将取缔无证照印刷厂，严肃查处违规违法印刷行为，下决心大幅度压缩不具备条件和低水平重复建立的印刷企业，在全国重点查处8个制黄贩黄和非法出版的大案要案中，有3个涉及盗版、盗印的大案。将以此为突破口，打团伙，破网络，端窝点，着力打击有组织的犯罪活动，严惩犯罪，震慑不法分子。

打击图书盗版，战斗正未有穷期。但只要行动起来，相信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。